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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抗爭者的赤裸生命:讀阿岡本的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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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哲學博士(教育社會學)研究生
郭恩成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英語教育及比較文學,曾於香港兩所中學任教,後往英國劍橋大學修讀教育社會學及政策的哲學碩士...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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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沒有經歷過軍政府統治,但臺灣人經歷過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對國民黨執政下的白色恐怖及殘酷鎮壓可以說是並非陌生。現在,國際社會不知道「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民主運動將會如何收結,坊間不斷醞釀一種猜測,中共會否啟動《基本法》第十八條,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如當年六四民運一樣,出動解放軍血腥鎮壓屠城。

雖然,大多數評論家也認為,即使北京如何恫嚇港人,這機會不大。正如北京會出兵武力統一臺灣,機會也越見渺茫,中共所付上的政治代價也將會非常之大。當然,談及將來,沒有人能說得準。如政權真的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時,又是如何一回事?哲學又能否替我們作出一些解讀及提供一些思考,好讓我們在心理及思想上作好準備?

阿岡本論赤裸生命

本篇就以這問題切入,介紹義大利政治學家、法理學家、哲學家喬治·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對「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1、「主權」(sovereignty)、「牲人」(或譯,「神聖人」)(homo sacer)、「赤裸生命」(bare life)的理解,思考正於香港發生的民主運動。正如上篇引用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去解讀暴力及革命,閱讀歐陸哲學時,必需要有一種歷史視覺,不能只純粹歸納信條。要理解這些概念,必需要理解,是阿岡本在閱讀大量有關古羅馬法律的文獻及古希臘城邦歷史後,所得出的結論。

阿岡本在其著作《神聖之人:主權與裸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一書中的引言裡指出,古希臘人對生命有兩種概念:zoê (ζωή) 及 bios (βίος)。zoê 的意思指的是一些東西仍然在生,還未死亡,較為接近生物學裡對「生物」的定義;bios 形容的,是指一些生命是具有或採取特定的形態,包括植物的生命、動物、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類,現代人的生活,學生、律師、哲學家等,這不單是具有呼吸功能的生物,而是具有身份的、有主體意識的、有個人興趣的,能採取特定形態的,決定活出一個怎樣的生活,是可以修飾的生命 (qualified life)。例如,我可以形容自己是一名正於澳洲修讀博士的香港學生,我有我的興趣,而非只是還未死的生物。

阿岡本的問題是,zoê,一個完全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如防暴警察口中指罵示威者為「曱甴」(臺灣作「蟑螂」),沒有人性尊嚴、純粹的生物 (zoe),沒有任何形式的生命,究竟帶有什麼意思?阿岡本說,「赤裸生命」就是「牲人」的生命,按古羅馬法律,「牲人」是被驅逐出人類社會,可以隨意被任何人殺死,但殺人兇手不會在法律下構成犯罪,不能被用作獻祭之用的祭品,而「牲人」在當代政治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

這樣不人道的法律,在講求法治、人權的現代社會,當然無法被人接受。但阿岡本透過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提出的糸譜學(genealogy)方法去翻查研究現代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及義大利法律,「牲人」這個刑法概念仍然對現代社會的法律裡有很重要的影響,它仍在我們政治生活的潛意識裡。阿岡本關心的,就是即使現代社會如臺灣、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是自由民主社會,崇尚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地方,在什麼情況下,人民變成了「牲人」,被驅逐出人類社會,赤裸地暴露於權力當中,任人宰殺而不構成犯罪。

阿岡本認為,近代「牲人」的例子中,最清楚不過的,就是當年美國 911 恐襲下,被美軍關進古巴關塔那摩灣 (Guantanamo Bay) 的恐怖分子。此地因為算是美國租借的古巴領土,法理上受刑人的權利不受美國聯邦法律保護與監管,被懷疑是恐怖分子的囚犯可說是「牲人」,美國政府便可以為所欲為向他們迫供。現在,不少報導指出,香港警察濫用私刑的情況十分嚴重,有三十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全數被虐打至骨折。即使香港向來崇尚法治精神,反對酷刑,沒有古羅馬法下有關「牲人」的刑法概念,社會仍能夠感受到它的影響。

這個情況,香港的讀者該不會感到陌生。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英語發言形容示威者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在社會上無位置),及 7 月 21 日元朗西鐵站白衣黑幫毆打無辜巿民而不受警方檢控,在荃灣有示威者被斬至重傷而沒有被控告,警察形容示威者為「曱甴」。香港人,不論是抗爭者還是普通平民,於這情況與阿岡本筆下的「牲人」無異,隨時也可以被無差別攻擊,遭受催淚彈折磨,如想投訴香港警察時,對方只回一句「請找警察投訴科」,香港人悲慘的「赤裸生命」,表露無遺。

例外狀態與抗爭的合理性

何時人類會成為「牲人」,以「赤裸生命」的形態出現?阿岡本認為,就是法學家及政治神學家卡爾‧施密特 (Carl Schmitt) 所說的「例外狀態」下,人類便成了徹徹底底的「赤裸生命」。對熟識憲法學的人來說,對施密特的「例外狀態」,該不會感到陌生。對施密特來說,「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之人」('Sover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state of exception')3,而這觀點也被曾於香港中聯辦任職現於北京大學任教憲法學的強世功所推崇,在他一書《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也同樣引用施密特觀點去理解《基本法》第十八條,替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辯解,否定向來法治、三權分立等的普世價值。以訴諸「例外狀態」作為恆常狀態,來避免失序與維持秩序。

阿岡本指出,與「例外狀態」有關的法律條文存在於各國的法律制度當中,不論是在自由民主社會,還是極權政府,而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各國的憲法裡賦予政權可在危急關頭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懸置既有法律。故此,阿岡本批評施密特,「例外狀態」是吊詭及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例外狀態」是法律,好像無政府狀態或內戰,但另一方面,它可以宣佈既有的法律條文已不再有效,行政機關或軍隊所說的,就是法律。所以,「例外狀態」也是透過法律來消滅法律的一種方法。如引用某些親北京的政客所說,當政府宣佈「例外狀態」也是「依法辦事」、「依法治港」,正如國務院發言人回應記者提問會否出動解放軍時,以「《駐軍法》有規定」作答。

「例外狀態」是以法律之名來消滅法律,在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引申阿岡本的論據,反抗者的行為便是合理了。在「例外狀態」下,基本人權被剝奪,正如被關進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的囚犯被剝奪自由而進行絶食反抗一樣,不能夠說是違法,因為他們已被排除在法律之外,他們只是抗爭。本來以法之名制止暴亂而宣布進入「例外狀態」,統治者管理、使用武力鎮壓,不能夠說成是「捍衛法治」,而是權力對人民身體的宰控,是法律之外的,而反抗,也是合理。另外,阿岡本的著作也提及,集中營也就是「例外狀態」成為常規下的空間,在營中反抗或遵循規則,不能說成是符合「法治」精神,因為「例外狀態」是法律外的。

相信臺灣讀者不會對「例外狀態」感到陌生。在長達下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經歷了白色恐怖,異見人士被任意逮捕,駐臺國民黨軍隊軍紀敗壞,打家劫舍、殺人、搶劫等,無惡不作,而不用承受法律制裁。如上所述,即使在當代自由民主社會,與「例外狀態」有關的法律仍存在,例如美國在古巴關塔那摩灣興建的拘押中心,澳洲政府在太平洋島國諾魯 (Nauru) 及巴布亞紐紀內亞 (Papua New Guinea) 的馬努斯島 (Manus Island) 興建的難民拘留設施,美國及澳洲本土的法律,並不適用於當地。而於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有示威者罕有地被押解至邊境本用作扣查內地逃港的偷渡客的新屋嶺扣留中心,情況可以說是與當年關塔那摩相若。

在「例外狀態」下,「赤裸生命」就是政治權力終極的參考點。生命,只是生存。所有本來獲法律所賦予的政治權利全被廢除,正如當年戒嚴令下,蔣介石於臺灣實施黨禁、報禁等措施打壓民眾,這情況下,暴行肆虐。而值得一提的,就是「牲人」的矛盾性 (ambivalence),一方面,宰殺「牲人」不屬謀殺,但另一方面,即使他是「神聖的」,卻不能用作祭品。

阿岡本認為,「牲人」承受了雙重的排斥。他既是如林鄭月娥口中所說的在社會上無份,排斥在法律之外,因為法律不能保護他免於被殺害,但同時,他也被排斥於神聖的法律外,因為他不能用作祭品。故此,「牲人」具有矛盾性,他既是給人看來是神聖的,但也同時被視為可怕、污衊的。古代所謂的「祭品」,並不像基督教神學裡所講的神聖,「牲人」(homo sacer) 中「神聖」(sacred) 更接近「分別出來」(set apart) 的意思。對應到現代的法律,如當年美國拘押恐怖分子一樣,把他們與本土的疑犯分別出來,人生保護令、公平審訊等權利並不適用於他。換句話說,這「祭品」只能期盼受到神明保護,而並非法律。

在香港的返送中運動中,街上抗爭的孩子們也相差無幾。即使現在特區政府還未實施戒嚴,他們一方面在人眼中是「義士」、「烈士」,有道德光環,當權者暫時也不敢用真槍對他們亂槍掃射,因為知道射殺示威者對他們來說,要付出的政治代價是非常之大。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被侮辱為「曱甴」、「暴徒」、「恐怖分子」,不是持分者,在很多人口講「依法治港」的人心中,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赤裸生命的啟示

為什麼要思考阿岡本對「赤裸生命」的診斷?筆者認為有三個作用。第一,是回應那些以「遊行示威搞亂香港經濟」之名反對民主抗爭運動的人。臺灣及香港社會親北京及建制的人,常打著「經濟牌」,說這些遊行示威活動會拖垮香港,「民主不能當飯吃」。這種論調,無非只是把生命看成生存 (survival),人只是 homo economicus,是古希臘人口中的 zoe,甚至以這個理由來合理化當年北京六四屠城鎮壓。如反對派不聽這些所謂「現實的」工商界論調,整個城巿、國家便出現災難。用阿岡本的批判來說,這些所謂求生的論調,無非只是把人約化成「赤裸生命」,人只是還未死亡的生物。

第二個作用,就是阿岡本的哲學引領我們思考何謂人權。阿岡本所問的問題,不是人權是什麼,而是生存權 (right to life) 所說的生命,究竟是怎樣的生命?是豐盛、滿有人性尊嚴的生命?還是任憑宰殺的「赤裸生命」?在這裡,阿岡本與漢娜‧鄂蘭的角度相同,最基本的權利不是人權,而是擁有權利的權利 (the right to have rights)。生命不應該只是生存,我們更應該思考,這生命可以做什麼,什麼是可能 (possibilities),或用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說法,人是要思考何謂不可能的 (thinking the impossible)4,而不是被政治權力去任意宰控,如「牲人」的「赤裸生命」一樣。街上的孩子們抗爭,即使被警方毒打,也不會受到法律保護;白衣人可隨意毆打或斬傷而不受警方拘捕——難道孩子們只能依靠上帝及抗爭者的保護嗎?

第三個作用,就是回應那些以「止暴制亂」之名合理化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人。不少建制中人也會認為,防暴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是逼不得已,警察喬裝成示威者帶頭破壞是依法辦事,是非常時期裡用非常手段,目的是阻止無政府狀態蔓延,故此,需要強權甚至獨裁政權去控制人民。正如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筆下的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 裡,人們擔驚受怕後,總會回到利維坦 (Leviathan) 這魔怪裡,以「止暴制亂、回歸理性」之名,宣佈緊急狀態下也在所不惜。套用阿岡本對施密特的批判,這是以為威權統治是依法辦事,可以收震懾之效、令人民成順民,便可以阻止暴力蔓延,社會回歸太平。但阿岡本指出,這其實是以法律來廢除法律,這是矛盾的,當人只是經濟動物,是任人宰殺的「牲人」時,這個狀況其實是更悲哀的。

結語

現在,香港人的情況與阿岡本所描述的「裸命」(bare life) 已是相差無幾。黑幫橫行沒有被即場逮捕,無辜巿民每天也擔驚受怕,巿民無法致電 999求救。有報導指示威者被警方濫用私刑等暴行,即使特區政府仍未實施戒嚴令或有解放軍入城,這種人心惶惶的情況,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即使不用這思想實驗,相信絕大部份臺灣的讀者,對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記憶還存在,也深切體會阿岡本筆下曾經作為「牲人」的那種「赤裸生命」的恐怖景況。

阿岡本對「例外狀態」的理解不單適用於極權政府統治下的社會,他所強調的是,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裡,例外狀態已非例外,而逐漸成為常態,已經成為規則,而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人民所面對的一般狀況。在常態化的例外狀態中,當代公民恐怕不再是自由主義所假設的自主個人,而是像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或是新疆再教育營裡的囚犯,是一種赤裸生命的狀態。國家並非什麼「依法治國」,而是恐怖主義的變體。

※ 感謝凱元、康寧及昊仁對這篇文章的意見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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