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妙芬
法哲學的問題：什麼是真正的法律？自然法是否存在？
靠著理性與想像力的作用，哲學的「自然法」指出人性渴望藝術的美、公平的善、自然的真。
聞法色變，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法律本來是「善與公正的藝術」( "Ius est ars boni et aequi." - Publius J. Celsus, D.1.1.1 pr-1)，為何經驗卻不是如此？
人們對法律的恐懼或不信任，在繼受西方歐陸法制的亞洲社會，由於欠缺自然法思想背景，更是明顯。歸根究柢，國家法律時而帶有威權性格，以及常出現令人感到不公不義的結果，本來愈弱小的人，愈需要法律的保護，但事實卻常背道而馳。的確，人訂的法律有許多缺陷，自古至今，人為法與自然法的衝突，就是戲劇和文學經典的題材，例如大家熟知的古希臘悲劇《安提岡妮》、莎士比亞的名作《威尼斯商人》，或如台灣作家賴和的感人小說《一桿稱仔》。
自然法，最初起於哲學的想像力，為了探討法律的本質，追問什麼才是真正的法律？有無自然法的存在？為此，幾乎歷史上每個哲學大家都認真探索，因為自然法的原理起源於思辨，牢牢地吸引求真的心靈，由此誕生了法律的哲學（法哲學），或稱法理學。法哲學探討什麼是真正的法律，進而追問實現良善與正義的可能條件。
自然法的概念與論證，散見於兩千多年來各個不同時代的形上學、倫理學、神學、人類學、政治學及法學等文獻，有關自然法的精細分析，首見於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近代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雖有不少自然法研究手稿，但均為後人編輯出版。此外，德國法學家普芬朵夫 (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 的《論自然法與萬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1672)，以及海涅克烏斯 (Johann Gottlieb Heineccius, 1681-1741) 的《自然法及萬民法的原理》(Elementa iuris et gentium, 1738)，為少數探討自然法原理的法學著作。就文獻史料來說，第一部完整的自然法專著，直到 18 世紀才出現在歐洲的大學教授著作與講義之中。
1755 年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阿亨瓦爾 (Gottfried Achenwall, 1719-1772) 發表《自然法》(Ius Naturae, 1755-56) 共兩冊，此書以拉丁文寫成，這是 18 世紀最早通行的自然法專著，德國哲學家康德一生講授自然法課程時，就使用此書（1763 年再版本）為教材達 20 年之久。康德的學生費爾阿本 (Gottfried Feyerabend) 所記錄的康德 1784 年上課筆記，即是著名的康德《自然法：費爾阿本筆記》(Naturrecht-Feyerabend, 1784)。另一受康德提攜的晚輩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於 1796 年發表《自然法的基礎》(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1796)，此書詮釋自盧梭提出的自然權利論，成就斐然，謝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 還曾就費希特此書發表論文〈自然法的新演繹〉("Neue Deduktion des Naturrechts", 1797)，可見當時自然法論的新方向。此後十九世紀初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發表研究自然法的期刊論文、以及《法哲學綱要：或自然法與國家學大綱》(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1821)，將自然法視為「真實絕對的倫理」( "die reale absolute Sittlichkeit" )的展現，在他之後各家的自然法論著，持續發展自盧梭、康德以至法實證主義興起前的自然法理論，它們各有擅長，但都有一共通之處，就是試圖把人的自由與權利，從舊時的宗教權威與封建王權中解放出來。
因此，相較於訴諸權威，「自然法論」平易近人，強調無分宗教或出身，人有個別與共通能力，它是哲學性的倫理學和美學基本教材，引導人去思考什麼是正義、是非、公平、人性、價值、權利和法理。探索自然法的方法，可琢磨人們與生俱來的「想像力」和美學判斷力，從經驗中重新思考人為的法律是否背離了法理？法、理、情有何關係？例如特殊和疑難的個案，需要細膩的觀察、抽絲剝繭以釐清事實，還要提出適當的法律解釋、形成推論以達到衡平正義。簡言之，探究法理，意在追求「正確」的法律，正確的標準不外乎——使人相信法律知識為真、符合基本的道德善、具備完整的論理形式。假使沒有正確的法律觀念，可想而知，社會和個人甚至環境生態的治理，終將陷入無法無天——只有表面法治、實則強凌弱的狀態。
自然法是否存在？這也是最早的哲學問題。古代人善以對話的言談辯證方法，探索形而上的自然法；中世紀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善以理性分析方法，論證自然法、神法和人為法之間的關係，而近代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哲學家融合理性和經驗的推論方法，探索人為的法律與自然法的關係。每個時代提出不同的自然法論，在方法上確實各有擅長，但是在深入研究之後，可以發現自然法論有其發展脈絡，隨著時代所採的方法雖有不同，對自然法的理解也有差異，但卻有一些共通之處，足以讓我們辨識出自然法的本質樣貌。自然法研究能一直吸引著思想家，大概就是因為自然法的真、善與美的價值，即使在最險惡的時局，仍能支撐世人的信念。
人間立法者，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在民主尚未誕生前，這些人的立法準則不是來自民意，那又是根據什麼？按法律的定義，恣意的命令不能自名為法，專制的立法者自稱「朕即法律」的宣示，僅具有實力或實效 (efficacy)，並不具有效力 (validity)，因此，推翻專制暴政的正當性，從來都是來自一個主張——法律必須具有效力。
認識法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區分「實效」和「效力」。人訂的法律，或民主或專制，均要求人民必須遵守，這是為了達到實際統治的效果，稱為實效，就如治軍的命令均要求士兵遵守，或如搶匪下令銀行櫃員交出金錢，這些命令由於具備強制力（甚至身心壓力），所以能收到「被服從的實際效果」。然而，我們並不會認為這些命令必然就是「法律」，原因就在於它們欠缺了某種「符合法律的實質」，讓人對其是否真的 (truly)「合法」和「正當」有疑，這就是關於「效力」的問題。依思考的邏輯，法律的效力既然跟實效有別，那效力不會是純粹事實性或經驗性的，思考超出事實與經驗之外的理由——例如要以何種理由來證成 (justify) 某個爭議性的法律（像是同性結合專法）為有效？而能被認可為社會生活的行動準則（所謂規範）？用稍微艱澀的術語來說，法哲學家之所以探討效力問題，所針對的就是法律的「規範性」(normativity)，這涉及抽象的後設思考，正是哲學的著力之處。
法律的「後設」思考 (meta-thinking)，意指把實際的法律當作觀察對象，我們就可以仔細地觀察它、檢驗它，法哲學家對此甚至做到滴水不漏，從道德形上學、法價值論到語言分析等研究，都在思考法律效力（法律規範性）的問題——包括法律和道德的差別、合憲性和基本權利理論、法律中的權力和性別、法律位階和法律推理。從思考到實踐，每當人訂的法律出了大問題，法哲學家更鍥而不捨地舉出「超制定法之法」——或稱自然法，以論理引導法律實務，自然法因此也被稱為「哲學的法」。
「超制定法之法」——自然法，究竟指的是什麼？「自然」的範圍如此之廣，包含客觀的自然世界——所謂大自然，大自然的法則當然非人為可定，因此大自然的法則亦稱「自然律」，自然律是一種「超制定法之法」，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麼，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超制定法之法」——哲學的自然法？
提出上述問題的哲學家，是最早研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的一群，他們也是初生的法哲學家。從觀察人性開始，法哲學家發現人們對法律的感受很直接，人普遍有是非感、正義感——無論天生或出自教養，人的這種感官知覺，用哲學的話語來說，就是理性與感性結合的「自然天性」。在原始社會，或哲學所假設的自然狀態中，人們原就擁有是非感和正義感，並以此認知自然法，於是法哲學家又以「法感」來指稱認知法律的感官條件。在自然法論的發展中，法感甚至逐漸演變為法學的判斷力的基礎。
法感與判斷力，正是自然法論的兩個核心概念。尤其從 17 到 18 世紀，以霍布斯、盧梭與康德為代表，提出自然法論的哲學論證，可以簡要的表述如下（簡稱T命題）：
（T）「自然人」的法感中，能夠演繹或延伸出一種「道德主體」的判斷力，使人在感官知覺之上，思考和理解法律的本質及效力，此即獲取自然法知識的必經之途。
上述（T）命題所指自然法的認知途徑，先是由個人的感官出發，再經由理性及判斷，最後獲得知識。自然法的推論，常被歸為哲學人類學，更常被納入哲學的倫理學，但仔細推敲，上述哲學論證，並未預設任何概念的共相或本質——沒有任何關於人、人性或道德性質的預設，而僅指出個人的感官有認知能力，至於自然法有何客觀不變的內容，並不是論證的重點。換言之，（T）命題的重點，清楚地放在人與自然法的關係——人如何在自身的感官知覺上，形成關於自然法的認知判斷，如此論證在方法上是極為精巧的，採用了哲學中的「美學」，她是研究感官知識的學問 (scientia cognitionis sensitivae)，強調知識（包括價值）是建立在主體與認知對象的關係中——簡稱「美學關係」或「感性關係」( "aesthetic relation" )。換言之，只有當人與客體處於這層關係之中，人才有可能對客體做出感知反應——即所謂「美學反應」( "aesthetic response")（如上述的「法感」），無論此對象是藝術或自然法。
〔……〕在自然人身上，我們發現有引發爭執的三個根本原因。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缺乏自信，第三是虛榮。第一個〔競爭〕為人事物相互爭奪，第二個〔缺乏自信〕為自保，第三個〔虛榮〕為了名聲。為了第一個，使用暴力，奪取別人的人身、妻子、兒女和牲畜，第二個再來要保護他們，第三個為了零碎小事，一個字，一個微笑，一個不同意見，或任何其他貶低的符號，不論是直接針對他們個人，或是〔間接〕在親屬、朋友、民族、職業或名稱中所反射出來的。這裡很清楚地，沒有公認的力量使所有人營生有所忌憚，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生活的狀態，就叫做戰爭。這個戰爭，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所謂戰爭，不只是一場戰役，或是打鬥，而是一段延續的時間，在此期間，發動戰鬥的意志 (Will) 是所有人都清楚知道的：因此，時間 (Time) 的概念，必須被歸為戰爭的本質，就好像時間是天氣的本質一樣。1
按霍布斯的分析，在戰爭狀態中，每個人都是彼此的敵人，在沒有外力保護的情況下，自然人只能用自身的力量以求自保，而且由於運用智慧和發明將使所有人皆獲利，在自利的考量下，自然人也沒有理由去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既不會有工廠，也不會有文化。沒有航海，也沒有交換的貨物，沒有開發地球的知識，沒有藝術和文學，也沒有社會，更糟的是，在這段持續的時間中，只有不間斷地害怕暴力死亡，而人的生活是孤單、貧窮、封閉又殘暴的。
在這樣的狀態中，唯有渴望生存及和平，自然人才可能自願脫離戰爭狀態，依理性彼此締結和平約定，這就是自然法的誕生，霍布斯如此描述：
引人傾向和平的熱情，來自對死亡的恐懼、對生活必需品的渴望，以及期待建造必需品的工廠。而理性可認知和平必要的條款，人們亦可能同意這些和平條款。這些條款——也被稱為自然法（the Laws of Nature），就是我在底下兩章中要特別談的。2
霍布斯指出，最基本的自然法 (Fundamental Law of Nature) 就是尋求和平、遵守「和平約定」，其次是足以保護自我的一切「自然權利」(the summe of the Right of Nature)。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霍布斯開啟的近代自然法論，強調自然人和自然法的關係是建立於熱情和理性之中，並引入時間的觀念，以一種人性角度看待這段關係的引生。他的分析中使用美學的三個概念——感官、時間與理性，從美學進一步延伸對「理性自然法」的倫理學論證，以此完成了霍布斯式的自然法論。
受到霍布斯的影響，後來的盧梭和康德，以美學分析感官、理性與判斷力，將美學與自然法論做了更緊密的結合。從霍布斯到今日自然法論，雖然各個論證之間有許多差異——例如對於自然人與法感的詮釋不同，但方法途徑，幾乎不脫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詳細列出的論證順序：
（1）感官——自由——理性——判斷（自然人） →
（2）自然法——自然權利（道德及權利主體） →
（3）社會契約——憲法——制定法（公民）
上述論證順序，分別構成了現代自然法論的三步驟：第一步（1）談「自然人」與自然狀態，第二步（2）是重要論證轉折，提出道德主體（也是權利主體）的概念，最後第三步（3）以「主體」概念演繹及證明制定法的效力。如此，自然法論未必要直接證明——一切法律的效力均源於自然法，但卻間接證明了自然法是最初、也是人性本欲實現的正當法律，那麼對照於惡質的制定法，哲學的「自然法」即是正當有效的「超制定法之法」。自盧梭和康德建立現代的主體哲學，此後他們筆下的自然法，因此亦被理解為「自然權利」，或稱「天賦人權」。
受盧梭和康德的主體哲學影響，相較於古代、中世紀及近代的自然法學，18 世紀以後的現代自然法論有一特色，就是個人權利意識的提高，最令人印象深刻及具代表性的一句話，應該就是德國民法及法哲學家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 的名言——「為權利而奮鬥」(Der Kampf um's Recht)。
這句話出自 1872 年耶林受邀至維也納發表的演講，當時歐洲正處於社會民主意識快速成長的時代，耶林當時所稱的「權利」意指「自然權利」（Urrecht，或譯為「原始權利」）。他引用西塞羅的說法——「無論成文或不成文法，都允許以力制力（正當防衛）。」( "Vim vi repellere omnes leges omniaque jura permittunt." ) 正當防衛本身就是一種「自然權利」或「自然法」。
在歐陸法制史中，法律、正義及權利三個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其字源相同，都來自 "ius" 這個字，因此耶林在德國民法尚未成文法化，人格權、無體財產權及正當防衛等權利，都尚未被國家法承認及保護之前，便以法律的情感（正義感）及法律的性質，提出法律本質在於保護個人精神及物質上的權利，而且權利不是從天而降，必須由人出於道德感，不畏利害衝突去爭取。簡言之，權利是具體實踐的結果。因此，「為權利而抗爭」亦提醒我們：「要在抗爭中發現你的權利！」( "Im Kampfe sollst du dein Recht finden." )
道德感是法感（亦稱為「法感情」）的核心，人因道德感而有正義與權利意識，對此的哲學思考，早在古典自然法中萌芽。但在 18 世紀前，現代的主體哲學仍未成熟，直到盧梭與康德才逐步建立現代自然法論最重要的基礎：從「自然人」的概念中，發展出擁有權利意識的「道德主體（權利人）」的概念。最初這套推論，主要根據的是自然人的「純粹理性」直覺，雖然理性和直覺的假設，常被運用於知識和道德推論中，但這些假設僅有部分出於經驗、可被驗證，另一部分則訴諸形上學推論。在形上學沉寂的 19 世紀後半，直到 20 世紀中，在這漫長的一世紀裡，為了對抗反理性主義的潮流，後世的哲學家們，重新找尋詮釋現代自然法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康德哲學家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的盧梭詮釋，深刻分析了「道德主體」概念如何變為現代自然法論的特徵。
回顧 18 世紀關於自然法的討論，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證成「自然法」及其內容——「天賦人權」。盧梭被視為啟蒙時代哲學家的代表，關鍵在他所提出的自然法理論，以自然法所蘊含的人性、自由及平等的道德意涵為基礎，進一步論述社會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及正當性。然而，盧梭的自然法理論似乎並不完備，有許多的矛盾、破綻或疑難，甚至也有不少研究盧梭的專家指出，盧梭本身的著作不具有連貫和一致性，因此例如 Victor Basch 就認為，像卡西勒對盧梭所做的辯證性的理解與詮釋，是一個「偉大的辯證之作」( "une espèce de chef d'œuvre de dialectique" )。
卡西勒的盧梭辯證詮釋，穿梭於盧梭著作文本 (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Contrat social…)，說明「自然人」與「道德主體」概念之間的生成、發展、延伸和轉變，卡西勒以精巧的詮釋學方法，一方面闡述「自然人」與「道德主體」兩個概念是歷史的觀念產物（例如有說「自然狀態已一去不回……」），另一方面分析它們是同一實質的不同面向（人的兩種「本質」）。歷史性和分析性的詮釋，似乎是南轅北轍，但卡西勒把兩種詮釋融合為一的辯證詮釋，運用了理論的想像力，破除某些根深柢固的哲學思辨模式。人既無法憑其自然而營生，也難以成就完美無私的道德主體性，取其中間模糊不確定的狀態並容許真實面貌，才可能確保平等互助的原則不是純粹道德律令，而是與人性相通的價值。
由此可知，現代自然法與人性論密切相關。眾所周知，人性的假設並無一定的標準，至今也沒有共通的答案，即使新康德哲學家中，也存在極端不同的看法，甚至在歐陸及英美的法哲學界，因學派之見，介於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極之間的辯論，難分軒輊。對於現代自然法論，最嚴肅的挑戰來自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哲學的陣營，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批評自然法是「無意義的踩高蹺」，他的批判分析發揮廣大影響，至今仍被法實證主義者奉為圭臬，當代最著名法哲學家哈特 (H. L. A. Hart, 1907-1992) 和拉茲 (Joseph Raz, 1939-) 等人，都承繼了邊沁的看法，認為自然權利（包括基本人權）應被歸為道德權利，而非法律權利。
由於「自然權利」的概念常引起誤解，自二戰後迄今的法哲學論戰中，鮮見學者直接使用此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基本人權」或「基本自由」等概念，而且以正義和法治原則的論證，取代已往的自然權利論證，例如羅爾斯 (John Rawls, 1921-2002) 的正義論證（「正義即公平」、正義的規則性）、德萊爾 (Ralf Dreier, 1931-2018) 和阿列克西 (Robert Alexy, 1945-) 的「安置命題」和新自然法論（基本權利理論、抵抗權論證），以及其他支持自然權利的類似觀點（例如，延伸至跨國人民、身心障礙者、動物權的討論），皆極具開創性的意義。受到二戰後自然法復興的影響，以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開展的一連串國際人權運動，均強調「法治」及「正義」的關係，在理論上或有更新發展，但仍俯拾可見理性自然法論的思想痕跡——普遍承認存在自然權利，並承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為「超制定法之法」。雖然已往自然權利的論證，幾乎已被正義論證和法治論證所取代，不過要正確理解其中疑難和不同解方，仍必須了解整個自然法論的歷史及理論脈絡。
※ 本文為聯經出版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1). 法哲學：自然法研究. pp.4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