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漢諾．紹爾 (Hanno Sauer)
尼采早已推測出，沒有懲罰的歷史，就無法寫出道德的歷史。尼采試圖在《道德的譜系》第二篇專文中表明，良心負疚——也就是意識到自己未達個人或是他者的道德標準——是本能攻擊性內化的結果，而這個隨著人類日益社會化而發展出來的本能攻擊性，需要另尋他途解決：「所有未向外釋放的本能，都會轉而向內——這就是我所稱的人的內化：有了這個內化，人身才會長出爾後稱為『靈魂』之物。」
這個看法是基於一個如今早已過時的「液壓」心理學模型。依照這個模型，未釋放的衝動壓力會積存起來，最終必須以某種方法疏導流向某個地方：
敵意、殘忍、破壞、攻擊、改變、毀滅一切的欲望——當這些本能和其擁有者背道而馳時，這就是「良心負疚」的起源。由於缺乏外敵和阻礙，人被擠壓在習俗壓抑的狹隘和規矩當中，不耐煩地撕裂自己、啃咬自己、迫害自己、擾亂自己、虐待自己，如同衝撞籠欄、自我傷害的野獸，這正是人想「馴服」的動物。
承諾，表示向他人許諾：你說你會在「t」這個時間點做「X」這件事，這就表示對方可以合理預期這件事會發生。為此，你得先對未來有所理解。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得相信你的自制力足以讓自己不會落入無法去做 X 這件事的境地，而且在t這個時間點到來時，不論內心願意與否，你都有屢行承諾的紀律。因此，唯有自制力充足、因而能保證自己具備必要的自律的人，才「允許」做出承諾。如果我答應了朋友週一早上會到她家去接她，陪她到診所就診，那麼我就會自我承諾前一天的週日別玩得太瘋，以免隔天累得起不來。此外，我的承諾也等於發出了信號：即使我根本毫無出門的興致，依然會出現在她家門口。能為遙遠的未來預做計畫，這能力有多特殊？人類的這個特徵又有何特別之處？在尼采看來，能夠承諾——或者，甚至是「允許」做出承諾——就成了一個更普遍的問題的神祕符碼，而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具有人形的自制、遠見、紀律，以及合作意願的存在的出現。
我們現在知道，懲罰是我們的道德歷史當中一項具有決定性的因素，而我們具備上述那些能力都要歸功於它。當然，這與尼采的想像完全不同。我們之所以有了自制力和遠見，並不是因為攻擊性的衝動內化了，而是因為演化過程中那些對抗衝動和攻擊性的選擇，讓我們得以做出承諾。
學院派的道德哲學喜歡裝作大眾普遍認為懲罰是一種必要之惡，是一種麻煩又沉重的責任，執行起來不情不願，而且最好是在城外謹慎執行，別引人注意才好。尼采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見人受苦，自有其樂；讓人受苦，其樂更勝。」（Leiden-sehn tut wohl, Leiden-machen noch wohler.）這句話聽來刺耳，卻也古老又有力，而且深具人性，也許就連猿猴也會點頭同意。因為我們知道，猿類在思考奇異的殘忍行為時，早已對人類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預示：「沒有殘忍就沒有盛宴：人類最古老、最悠長的歷史正是這樣教我們的——而懲罰本身也有許多值得歡慶之處！」
簡略地回顧一下懲罰的歷史，就能證實我們「具備強大的懲罰本能」。法國社會理論學者傅柯在其著作《監視與懲罰》開篇中，對達米安在巴黎市中心格列夫廣場上的受刑描述，在哲學史上的影響尤其深遠：
一七五七年三月二日，達米安獲判「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懺悔」，他「將被押解上囚車，全身赤裸，僅著一件襯衫，手執重達兩磅、已經點燃的蠟炬；在格列夫廣場搭起的刑架上，他要受燒紅的鉗子夾住乳頭、雙臂、大腿、小腿之刑；他右手要執那把弒君之刀，並受硫磺之火焚燒，而鉗子夾過之處，要以融鉛、沸油、燃燒的瀝青和以硫磺燒融的蠟澆淋」。
特別教人震驚的，是眾人對達米安施以極刑時的那股喧鬧狂歡般的欲望。嚴格來說，對達米安的弒君指控其實毫無根據，因為他企圖行刺路易十五不過是讓國王受了一點小傷，大受驚嚇而已，實際上並未成功。處決達米安不僅是冷靜又官僚的執法行為，還是一場盛大的演出、一齣劇碼的上演，而且正如當代石版印刷畫中所呈現的，這場戲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圍觀。
一七九一年，《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已明文禁止「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而法國劊子手桑松在對達米安執行時，似乎怎麼殘忍和異常都不夠——《阿姆斯特丹公報》(Gazette d’Amsterdam) 這麼報導：「最終他被大卸四塊。然而，執行動作拖得非常久，因為用來執刑的馬匹不習慣拉扯，後來不得不改用六匹馬，而非原本的四匹；即使如此仍無法奏效，他們只好截斷他的肌腱、斬斷他的關節，以便切去這個可憐人的大腿。」
如今，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公開折磨罪犯是荒誕的野蠻行為，只適合充作恐怖故事的素材，藉此確保自身文明的優越感。這種對暴力和公然展現殘酷的反感，本身就是源自久遠之前便已展開的演化選擇過程的後期結果。
※ 本文為天下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5). 善惡：一場價值觀創造的文化思辨. pp.92-97，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