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送中事件以來，世界各地皆目睹了原本對政治冷感、只想拚經濟的香港人民，如何為了維護法治、捍衛政治權利走上街頭，如今與中國政府、港警對峙的情況更是越演越烈。然而，身為台灣人的我們，在擔心今日香港是否會成為明日台灣處境時，除了能以行動聲援、呼籲政府建立救助機制外，我們一定很難忽視其中的弔詭之處：為何我們會認為警察的行為不是行使公權力、正當執法，而是血腥暴力，責難他們淪為黑警呢？是因為他們逾越了原本法律的授權，濫用權力？還是他們的行為本來就不屬於權力的範圍，而是不正義的暴力呢？權力與暴力真的是非黑即白的對立關係嗎？或許重拾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政治理論能為我們提供更深刻的觀看視角與指引。
堪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政治思想家之一的漢娜鄂蘭，原籍德國的她因猶太裔身份，於二戰期間歷經顛沛流亡，使她格外關注極權主義、何謂人的本質、人權等議題。不過，鄂蘭的思想和寫作風格，長期以來都被公認為較沒有系統性，散文式的處理更常讓研究者與讀者頭疼，若我們想對鄂蘭的政治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光是閱讀她的單一著作，恐怕很難掌握。
這一本又一本的著作2，是鄂蘭為了面對自身的政治現象、處理其所處時代的政治衝突，透過分析過往的歷史、政治事實，思考後寫下的反省。或許這些文本有其創作的特殊時代背景，不過，當我們不知道如何面對當今面對特定的政治衝突和問題時，鄂蘭的剖析仍很值得參考。
以下就讓我們一起透過鄂蘭與眾不同的觀點，試著理解權力、釐清權力與暴力的差異，以及兩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吧。
在爬梳了許多文本後，鄂蘭發現多數的思想家都只集中於討論何謂權力，甚至將權力與暴力看為同一個現象的兩面，他們認為權力就是將自己的意志加諸在他人身上，是一種強迫、宰制，因此，最強大、最顯著的權力就是暴力。
但鄂蘭認為，政治不是只是國家統治，權力也不是只有單向、宰制的性質，更不是統治階級壓迫的工具。當我們把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視為一體，不僅是對權力的誤認，更是沒有真正了解暴力的本質。
國家若只是透過命令、暴力展現其權力，使人民願意臣服，或者說暫時接受，在忍無可忍之際還是會起身反抗，進而對國家的存在帶來問題。然而，國家為了執行「權力」、維持穩定，必然需要使用與暴力相關的要素。這時概念的規範性兩難油然而生，且以功能性區別權力與暴力，也會顯得脆弱而模糊。
因此，鄂蘭希望透過不同層次上的分析，為權力與暴力找到區分標準，並凸顯出在具體現實中，我們很難將權力與暴力這兩個現象完全分開而論，它們總是彼此交織，如影隨形。
鄂蘭對權力的理解可以分成兩個層次，首先是集體行動的權力，進一步是政治秩序的權力3。
因此，當人們因著共同的意圖聚集在公共場域裡，不但將彼此視為能力相等的個體，更把彼此視為一個整體，團結一起行動時，就產生了集體行動的權力。它並非物質、不能被測量、保存、更不屬於任何一個人。相反地，它只屬於群體6，是共同、共有的 (gemeinsam) 。
此外，鄂蘭認為，德文的權力 (Macht) 來自於拉丁文 Potentia，它的意涵是可能或者想要，指涉的是一種潛能、可能性7，並非已經做出或完成某事。於是乎，集體行動的權力不僅形成於人們因「共同」意圖的聚集，它還與創造新的開端、可能性有關。
換言之，當人們為了共同的「利益」聚集在一起，不斷地發起新的倡議、 為實現共同的目標努力時，如此具有創造性的政治實踐，展示的就是集體行動的權力。太陽花學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運動的一開始由於學生團體的號召，學生們為了其政治理念與訴求，自主走上街頭，也有的在老師的帶領下在現場啟動「街頭民主教室」，後來卻逐漸演變成一場似乎全民參與的「大型運動」。
以鄂蘭的觀點而言，當時的「聚集與團結」是因為人們有著一致認同的理念與意圖，行動的目的除了要反抗既有但有瑕疵的程序外，更是為了創造新的可能，將更多新的議題納入公共事務之中，這正是群體擁有集體行動權力之際。
因此，我們還需要一個跨越不同群體、時間的權力，它不但可以維持、穩定既有群體的存在，還能具體實現集體行動的權力，使個人得以被承認屬於一個群體，並在其中獲得尊重、自由與平等對待，而這就是政治秩序的權力。
鄂蘭指出，當我們說一個人「擁有權力」時，實際上我們是在說他獲得自己從屬的團體的同意與支持，授權以他們的名義去行動10。所謂國家權力、公權力，即國家作為最大的共同體，以普遍共識的授權為基礎，擁有並執行政治秩序的權力。
換言之，現行的所有政治秩序與憲政秩序（包含憲法及法律制度）都是政治秩序權力的實體化與體現11，因為他們都是獲得以此生活的人們、群體的認可，為的是執行並確保人們之間無聲的默契。因此，所有人都受到這套特定的方式的保護，也受到「整體」的約束——如身為一國之民的權利與義務。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秩序權力與集體行動權力的差別之處在於，後者涉及集體行動帶來的創造可能性，而前者更聚焦於具體化權力、使之具有拘束力、能夠執行、完成任務。不過，這時權力與暴力往往會彼此交疊。
所以，我們會說警察使用槍械武器，是執行公權力的展現，並不是單純恣意、赤裸裸的暴力。這一整套具有拘束力與保護力的系統（秩序），以我國人民的普遍同意與支持為根據，展現出政治秩序權力的授權。
於是乎，從鄂蘭的觀點得以釐清，當我們評價警察、國家的行為是否有正當性時，並不是在問其是否有權力，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公權力的手足，即普遍共識的執行者，所以並非無權。而我們真正關心的其實是，縱然使用暴力手段可以達到穩定秩序的效果，但是否有逾越政治秩序權力的授權，「我們」是否都同意用「如此」手段來解決問題。
不過，鄂蘭在《權力與暴力》中，還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反例——試圖反抗政治秩序權力的右派極端主義份子。他們的出現不僅顯示出既有秩序尚未得到完全的認可，更是對政治秩序權力的質疑。但代表政治秩序權力的警察依然會打擊這些右派極端主義的組織，並拘留其成員，不單是因為警察的行為獲得政治秩序權力授權，更是多數的意志透過「暴力」收回「少數權力」的過程12，唯有如此，才能繼續穩固多數人的認可、共識，不會輕易動搖既有秩序，以及群體的穩定性。
由此可知，鄂蘭對權力的理解，不僅有能創造新開端的集體行動的面向， 還有著建構系統、具有拘束力的面向，透過具體化為憲政秩序的過程，貫徹共識，將權力實際執行於公共用途。而後者也展現了權力與暴力相互依賴、交互作用的現象。
既然暴力並非絕然對立於權力存在，不是一個可以被獨立看待的現象，什麼是「真正」的暴力?
雖然當權力與暴力有所交疊時，也會具有壓制的性質，即國家在政治秩序權力的授權下，可以使用武器抵禦外敵，對內也能對罪犯或叛亂分子進行制裁14 。但其重要的核心是，國家並不是建立在可以使用暴力之上，反倒是在獲得自由意志的支持與普遍認可下，才能考慮採取最後的手段——暴力來維持秩序，目的是保障自由、平等與正義。
所謂暴力，對鄂蘭而言，特徵在於其有工具屬性15。工具是人為了實現某個目而製造，人們會一直使用工具直到特定的任務完成。而「真正」的暴力也是遵循著工具與製造的邏輯，像所有工具一樣，讓使用之人能增加自己的力量，達到個人也能征服多數、支配他人的目的，使其意志成為對他人有拘束力的決定。
具體而言，暴力不僅會摧毀自己的權力，也會破壞他人的行動能力。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以納粹集中營中裡的互動為例，通過無視個人、社會集體排斥，以及如物品般任意對待的行為，都是暴力破壞個人行動可能性的展現，個人為了避免惡害，便不再參與政治的討論與行動，也就不可能再創造新的可能。其次，暴力的破壞效果會進一步延伸到集體行動層面，造成集體行動的無能。人們集體不再思考、判斷，只會立即、且毫無疑問地服從命令，不管是否有來自槍管的脅迫。這也是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中所描述的恐怖實況。這時的「集體」淪為空殼，失去了權力的認可與支持，剩下的只有暴力關係了。
從上述一系列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若將權力與暴力兩個概念輕易二分，難免會出現無法解釋的灰色地帶，因為他們的關係如人的感情一般，時常愛恨糾纏、難分難解。不過，他們在鄂蘭的分析下仍保有一些區別。
相較於暴力只是單純個人武力的積累、壟斷，只想透過強制、脅迫的手段，來實現個人的意圖，他人只是可以支配的手段與工具；國家可以正當使用暴力，來自政治秩序的授權，目的是貫徹普遍共識、保護個人。
而對個人來說，最重要的還有集體行動的權力。當眾人將彼此視為獨立個體，卻又為了公共的世界，相互協商、溝通，進而形成一體、共同行動時，便能創造新的可能。如此，不僅可以實現自我，更讓我們得以建構出一個具有平等、自由、有包容性的政治空間，一起生活。因此，不論是對政治漠不關心，或因害怕、避免惡害而噤聲，抑或是不經思考與判斷的完全接受或執行，都有可能會為我們帶來難以預料的災難，為極權主義或恐怖統治埋下種子。
在下一篇與鄂蘭一起思考政治哲學的文章中，我們將以鄂蘭的視角，繼續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如果人的政治行動是為了實踐自我，為何多數的現代公民不再願意關心政治？建立在人民共識上的民主制度，真的能促成人人平等、 自由的公共領域嗎？如果代議制民主作為現代公民政治參與的方式，為何權力對ㄧ般人民來說很陌生，並時常認為它被少數人壟斷呢？現代民主制度到底有何缺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