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全世界各種多變的政治舞台上，理解不同政治體制之間的細微差異，已不僅僅是政治學者和政治人物的專利，而是每個公民都應予以關注的重要課題。從電影裡的宏大史詩，到我們手中的電玩遊戲，政治治理的模式無處不在，影響著每個故事和決策背後的動力。正好恰逢臺灣的總統大選剛剛落幕，民主進步黨的賴清德成為臺灣選出的新任總統，或許這是一個探索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之間基礎差異的時間點。
本文將透過《戰鎚 40K》(Warhammer 40000) 當中的人類帝國與帝國國教 (Adeptus Ministorum) 運作模式作為案例，來思考在不同背景下極權政府和民主政府的治理效率、對個人自由的態度，以及對內外威脅的反應模式。
《戰鎚 40K》是一款系統極其龐大且複雜的桌遊。在《戰鎚 40K》的宏偉宇宙敘事中，人類帝國是一個遍布銀河系的龐大政治實體，由一位被稱為人類帝皇 (Emperor of Mankind) 的統治者創立與領導。帝皇是人類當中最為精英、睿智且理性的存在，遺憾的是，在一次帝國內部的反叛意外之後，帝皇在黃金王座上陷入了沉睡，不再能直接駕馭整個帝國，而崇拜帝皇的帝國國教也應運而生。
從帝國國教開始，整個人類帝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都完整呈現了極權政府的各種特色。帝國的治理系統由各種軍事組織、行政機構和宗教團體組成，這些組織共同維持著帝國的秩序和權力結構，而將帝皇作為神來崇拜的帝國國教，就在其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除了作為信仰之外，帝國國教同時也是維繫帝國政治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關鍵機制，因為帝國國教負責維持帝國整體意識形態的統一，以及對異端的批判與打擊。通過一系列複雜（且近乎洗腦）的宗教儀式和法律體系，帝國國教可以持續強化自身的權威，也對帝國內部每一個公民的思想和行為帶來極為巨大的影響。
這種在思想與意識型態上的統一，讓帝國在面臨各種重大外敵時，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以上維繫整體統治的穩定性。因為在帝國這種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且以極權形式運作的系統當中，所有的決策權都集中在頂層的極少數人手中，餘下的所有公民只需要不斷呈現自己作為帝國國教信徒的絕對忠誠，並執行上面傳遞下來（不管合理或不合理）的命令即可。 這種高度極權的政治機制，使得帝國能夠持續應付各種大大小小的內外威脅，有時候因為帝國疆域的龐大而導致的資訊與命令傳遞效率不佳，也仍可以讓遙遠地區的指揮官自行獨裁決定來解決。即便反叛時常發生，在《戰鎚 40K》的故事設定中，受到帝國國教的宗教渲染力影響，少有人對這種高壓極權的政治提出抗議，甚至多數篤信帝國國教的人都心甘情願為了帝國的繁盛與帝皇的榮光，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種永遠的戰爭，顯然不是一種值得我們追求的生活方式。為了逃避這種充滿暴力和不確定性的自然狀態，霍布斯提出人們通過他稱之為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 的方式，讓眾人都放棄一部分的權利，以換取更大的安全和秩序。霍布斯強調，這種社會契約是每一個人彼此承諾，各自都自願放棄支配自己的部分權利，並將這種權利交付給政府來進行治理。換言之，這種契約不是政府跟人民之間簽訂的契約，而是人民彼此共同同意的社會契約賦予了政府支配人民的統治權利，並且讓所有人民共同支持一個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以維持和平與秩序權力的統治者或政府。不過，在這種契約簽成之後，這個社會要選擇哪一種政治制度，並不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當中想要探索的重點。我們可以選擇民主制度、寡頭政治或是君主專制，但是無論我們選擇了哪一種政治制度，關鍵在於如何讓這種政治制度能夠保護所有的人不會再次回到自然狀態。
霍布斯相信，要達到這一點（避免所有的人回到自然狀態）的關鍵將是：人民放棄權利之後，就必須服從持有公權的政府的統治，也不能反抗政府——若你反抗因契約而獲得支配與統治權利的政府，那麼你是在反抗你自己，且這種反抗，也冒著讓所有人重新回到自然狀態當中互相廝殺的風險。1
對霍布斯而言，這種擁有絕對權威的政府，能夠提供必要的安全和秩序，而這是我們所有人倘若停留在自然狀態下時，絕對無法得到的保障。這種對追求國家集體利益的大政府的強烈倡導，其實也是基於霍布斯對人性的特定看法：人性本質上是自私和相互競爭的。然而，霍布斯設想中的這種權威政府所握有的支配與統治權利，將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複雜化而不斷擴大。正如同他的書名是以舊約聖經當中的巨大怪獸利維坦 (leviathan) 來命名一樣，霍布斯相信，國家跟利維坦這種巨大怪獸一樣，人民即是利維坦的各個器官組成，必須要尋求國家作為利維坦的整體利益。換言之，器官不會為了取得自己更多的養分，而使得身體陷入衰竭，反而為了能讓整個身體能繼續存活下去，不重要的器官必須要吸收較少的養分來確保身體有存活下去的可能。人民也是一樣，為了能夠讓國家整體的利益得到維繫，人民其實是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就國家利益的。
可是在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當中，國家集體利益跟人民的私利，或是國家集體利益與寡頭各自的私利，很容易互相衝突。人民（以及寡頭們）總是希望為自己謀求更多的利益，甚至不惜削減國家的利益。這使得在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當中，很容易引發各種陣營之間的激化對立，進而有著高度重新回到自然狀態與戰爭的可能2。霍布斯因此主張：相較於民主政治與寡頭政治，君主專制顯然是更好的政治體制，因為在君主專制的國家裡，國家的公利即是君主的私利，不會發生利益衝突的問題3。但也正是在這樣的主張當中我們可以預見，君主專制的政府，最終很可能會化為一頭吞噬所有人民權利的巨大怪獸，而且這些被吞噬的權利將會一去不回。4
事實上，霍布斯提出的政府運作模式，正好跟《戰鎚 40K》中的人類帝國（還有維繫帝國的帝國國教）是一致的。帝皇治下的帝國，是個絕對君主專制的龐大帝國。即便帝皇的治理偶爾也會因為其他敵對陣營的詭計而受挫（例如那二十個出生就陷入流亡的帝皇之子），但整體來說，在帝皇的治下，帝國的領土快速擴張，而帝國的國力也快速的壯大。然而在《戰鎚 40K》當中最有名的「荷魯斯叛亂」事件之後，帝皇陷入了沉睡，而失去帝皇之後的帝國面對各種強大的外部敵人還有內部動盪，急需一種能夠讓整個帝國繼續發展，並穩定治理的方式。帝國國教便是一種可以高度集中政治權力，以避免帝國崩塌而讓所有的人重回自然狀態的絕對統治手段。
此時的帝國，雖然透過元老院的方式，以寡頭政治的政體來治理整個帝國，但是與現實世界當中的寡頭政治最大的差異在於，帝國國教將尚未死去（但也很難算是活著）的帝皇當作神來崇拜，並以這種對帝皇極其忠誠的信仰，以及相信帝皇總有一天會醒來再次君臨帝國的信念來凝聚整個帝國。這使得帝國國教不只是宗教信仰，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力量，可以透過對帝皇的絕對忠誠和對統一意識形態的強調來維持秩序。這種政治結構使得帝國能夠有效地對抗外部威脅，同時控制內部的異端和反叛。帝國本身同時囊括了君主制、神權政制與寡頭政治的特殊性，突顯出其與民主政體的最大差異：極權統治的結構。
這種極權的權力結構並非毫無代價。在《戰鎚 40K》的帝國國教中，儘管高壓極權統治確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安全，但這種思想與意識形態的統一，某種程度上犧牲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做為代價。任何被認為是對帝皇忠誠的質疑或對官方教義的異議，都可能被視為異端邪說，導致嚴厲的懲罰甚至死刑，而為了執行帝國的軍事命令，大量的財富被募集作為軍事資金，許多人會被軍隊徵招並且送上前線。由於維繫帝國所須進行的星際旅行至關重要，每天必須要從帝國各地蒐羅與徵招上千名擁有靈能的靈能者，透過犧牲他們的生命（無論自願或被迫的），來維持黃金王座作為次元燈塔而發射出來的星矩能順利運轉。
從這個角度來看，極權國家雖然不計一切代價的讓國家得以繼續發展，然而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自己會不會是國家下一個要犧牲的「代價」。 如果我們仍然認為個人的權利是重要的，政府不能任意將人民視為可以被任意犧牲與拋棄的棄子，那麼洛克 (John Locke)，這位 17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對於自然權利和政府角色的看法，就值得我們提出來檢視。洛克的論述，開創了現代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基礎，除了對霍布斯論述的反駁之外，洛克的看法也提供了對於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關係的深刻洞見。
正因為自然狀態的這種不完美，洛克認為，人們會願意透過彼此之間互相簽訂社會契約來成立政府，其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然權利。與霍布斯認為政府將會吞噬所有人民的權利相反，洛克認為政府的正當性正是來自於它如何保護公民包括包括生命、自由和財產在內的種種自然權利。既然政府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們的權利，那麼政府自然要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必須服從於所有公民的意志，且受到法律的約束。如果政府違反了其保護公民自然權利的職責，或者試圖擴張其權力超越合理範圍，公民則有權更換政府。5
透過洛克的視角，我們看到一種高度重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政治體制，然而這個體制，是否有可能應用在《戰鎚 40K》中面對強大內憂外患的帝國，則是一個令人起疑的問題。例如，臺灣作為一個面對強大敵國外患的國家，是不是應該要考慮開始收束一些政治權利，並以極權的方式準備好面對各種難以想像的最惡劣情況？ 我認為，臺灣雖然面臨強大的敵國外患，而且也有各種包含社會分裂與價值衝突之類的內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需要走上極權國家之路。且在面對需要極高指揮效率的特殊情況時，作為憲政民主國家的臺灣，仍然可以透過發動緊急狀態來加以應對。
什麼是國家的緊急狀態？簡而言之，在當代的民主國家中，面對嚴重的危機情況，例如自然災害、大規模流行病或安全威脅時，政府有時會採取緊急狀態以提高治理效率。這種做法可能會讓人覺得，會不會最終就如同霍布斯的預言一樣，政府逐漸吃光所有公民握有的政治權利？但實際上，在民主體制下，緊急狀態的運用通常受到嚴格的法律規範和民主監督。緊急狀態的核心目的是為政府提供快速反應危機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地協調資源、實施必要的措施，並快速回應迅速變化的情況，但不表示這種權力擴張毫無限制。民主國家賦予政府的緊急權力擴張，受到多重檢查和平衡的機制約束，這些機制包括但不限於司法審查、立法機關的監督，以及媒體和公眾的持續監控，而且政府必須要為這樣的緊急權力擴張設下使用的時間：這種額外權力是公民臨時允諾給政府的，在危機過後就必須要被撤銷，而且政府也需要為（哪怕是在緊急狀態下）的不當權力使用負起責任。
我們可以 COVID-19 時期臺灣政府授權成立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CECC) 為例。這個指揮中心雖然獲得政府的授權，而可以制定與疫情有關的防疫政策，同時在執行上擁有跨部門指揮的高級行政權力，進而幫助臺灣得以面對 COVID-19 這個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大型疾病災害。可是在疫情趨緩而指揮中心解散之後，所有留下來的紀錄，使得我們能夠在事後去檢討當時制定的政策以及實際執行上是否有過度侵害人民權利的疑慮。若有，那麼當時制定與執行政策的人，就要負起相關的責任。6然而，這裡的「負起責任」，則是極權政治從來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哪怕你會因為帝國的決定而失去一切，但倘若你膽敢質疑帝國，那便是質疑帝國與帝皇，而忠誠不絕對的你，肯定絕對不忠誠，大概過沒多久就會被關到監獄或是外派到戰場最前線去當砲灰了。
說到底，身在臺灣的我們，所面對的強大敵國外患，正是以高度極權且專制的方式來治理整個國家。臺灣作為一個因為各種歷史因緣而有機會從專制極權政權踏入憲政民主制度的年輕民主國家，更應該謹慎且小心的把握我們以民主國家的種種制度所保護的公民權利。尼采曾經提過「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也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7若是為了對抗極權國家的入侵，而使自己也轉化為極權國家，那是一種本末倒置、緣木求魚的作法。
值得讀者們再次留意的是：這篇文章不是要突顯極權國家有多麼的壞，民主國家有多麼的好，而是為了呈現這兩種政體在治理上的本質差異，以及它們各自想要達到的目標：極權國家為了以最快的效率達成國家的目的，在手段的選擇上往往可以殘酷的超乎所有人的想像；民主國家則在其緩慢的政治效率當中，受到種種不同的規則約束，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確保在多數的情況下，每個公民都不會變成實現國家目的的「手段」。
當然，採取民主政治的臺灣，每一天都要面對各種不同價值觀點的「異見（異於自己的見解）」，以及由此而來的爭執與衝突。或許有人會主張民主制度之下的社會過於紛亂，沒有效率，而在某種程度上崇尚極權國家的治理效率，但這也正是民主政治犧牲治理效率而要保護的貴重價值，例如，所有的人都能夠抒發「異見」的自由。一旦某一天，我們不再能抒發自己的「異見」，而所有的人只能異口同聲的發出「讚美帝皇！」之時，所有我們嘗試要保護的美好事物，恐怕也會一併被帝國擴張的巨輪給碾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