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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現場】心靈與大腦的對話

心靈與大腦的對話座談會

左起,與談人李信謙、Georg Northoff、釋惠敏、藍亭、主持人蔣永孝

2015 年 1 月 20 日下午在臺北醫學大學舉辦了一場討論心靈現象中有關「自我」與「意識」的跨領域專家座談。這場〈心靈與大腦的對話座談會〉邀請了哲學家、腦神經科學家、精神科醫生與宗教學家,針對憂鬱症藥物成癮微意識植物人來討論大腦與心靈的複雜關係。

解謎《大法師》

座談會一開始,藍亭教授1就請現場觀眾欣賞了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的部份片段。此電影講述一位疑似被惡魔附身的小女孩以及她母親請神父來驅魔的恐怖電影。這部電影是基於 1972 年出版的一本小說拍攝而成,而這本小說則是根據威廉·波頓神父為一位男孩驅魔的親身經驗改寫而成。

藍亭澄清小說和電影中的部份情節雖然是真實的,但其中有些部份卻非事實。可以確定的是當時人們對大腦的瞭解很少,因此會將這類不正常的病理症狀之案例視為惡魔附身。2007年以前,這類的病理現象都被視為是精神疾病而交給精神科醫生處理。但現在我們知道這類現象的產生其實是免疫系統失調、導致免疫細胞攻擊腦神經元,這是大腦病症(腦炎)影響到主觀意識經驗和自我感知而造成的病徵。

哲學與大腦研究的夥伴關係

藍亭認為,從被認為是惡魔附身到發現腦神經元病變的這段發展歷史可以看到,意識經驗本身是病人的診斷症狀之一,而早期交由人文研究的,如今則由科學來研究了。這顯示人文與科學是密切關聯的,人文其實可視為科學的一部份。而今知識爆炸的情況下,很少人能夠同時精通科學和人文,若人文和科學能一起合作的話,就能給大家智慧,進一步把解決問題所需搜尋的範圍縮小、很快解決問題。

他認為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笛卡兒、牛頓、康德以來科學和哲學的區分並不明顯,通常擁有良好數理能力的哲學家都能提出精闢的哲學理論。現代科學家比較著重實驗和資料分析,而哲學家要求嚴謹思考、思想融貫的特性在腦神經科學研究中扮演了宏觀與整合的角色。以憂鬱症的研究來說,哲學將自我、意識的理論帶入,試著整合憂鬱症、植物人、藥物上癮等不同領域的科學成果,通盤地來研究心靈和大腦。

憂鬱症是大腦病變產生的自我感覺異常

與談人 Georg Northoff 教授2 不僅是哲學家,也是一位神經科學家與心理學家 。他談到並非有憂鬱情緒就是憂鬱症,那些因憂鬱而無法行動和正常睡眠的人才有所謂的憂鬱症,它是一種對自我存在感覺異常的疾病。

Northoff指出,許多精神疾病都與自我的概念有關,也就是與「我」有關的感覺。「自我」包含了自身與環境的關聯,當關係斷裂或扭曲時,就會產生許多精神疾病,例如憂鬱症。根據研究團隊的成果,與自我意識相關的腦區域是兩半大腦的中間部位。他們發現憂鬱症患者腦部偏中間的區域過度活動,這導致了病人過度關注自我、產生負面情緒、罪咎感等等,造成憂鬱症狀。而當大腦某區域過度活化時,其他區域的工作就受干擾,造成功能失調。譬如說,通常我們可以分享笑容和喜悅,但憂鬱症病人可以看到笑容卻無法感受到喜悅。

由於大腦中中心過度活化、造成其他區域活動弱化,造成病人可能會記不住資訊、喪失興趣、有社交退縮等等的症狀。這種情況就像是某人騎摩托車在等紅燈,等到可以走的時候他拼命加油門、引擎狂轉但車子就是不動。憂鬱症的產生來自大腦與其環境之間失去了聯繫。目前研究也發現,存在有兩種神經元,GABA-ergicGlutamat-ergic,對大腦活動有關鍵性的影響。其中 Glutamat 神經元扮演引擎的角色,會引起刺激興奮,反之 GABA 則扮演抑制的角色。憂鬱症患者的 Glutamat 神經元過度活躍,因此治療上就得要想辦法恢復這兩種物質的平衡。目前藥物研究也發現,微量 K他命可以幫助憂鬱症患者踩煞車,能有效治療急症病患。

禪坐的大腦活動

釋慧敏法師3展示了研究打坐狀態的大腦活動研究成果。研究發現慈悲禪修的打坐可以引起許多大腦的伽碼波(與快樂感有關),以及大腦兩側的伽碼波強烈同步化。研究也發現,禪定者的同理心腦區較一般人活躍。研究也發現,禪定者對環境刺激,如聲音情緒反應的刺激,其同理心腦區較一般人活躍。打坐觀想的訓練所著重的剛好與憂鬱症過度關注自己的症狀相反:追求放下自己、關注他人的心靈狀態。

釋慧敏法師指出禪修與意識有關的兩個切入點:注意力與記憶力。從禪修經驗與大腦可塑性的研究來看,大腦活動的狀態可以透過禪修被重塑。研究顯示禪修有有短期效果也有長期可塑性。因此佛學對於憂鬱症治療的幫助就是養成病人良好的生活習慣。

到底是心靈指揮大腦? 還是大腦控制心靈?

李信謙醫師4分享了他的從醫經驗。以前大家以為精神疾病是一種上的變化:壞念頭太多造成精神疾病。但隨著我們對大腦的瞭解越來越多,現在我們知道精神疾病還包括方面的變化。根據他的治療經驗,精神疾病的藥物治療與認知治療有各自的極限,舉例來說,藥物治療有副作用、需要長時間觀察和藥物調整。這讓他開始思考這樣的治療方向是否有其他可突破的地方?血清素、多巴胺似乎是治療的基本藥物,但有可能神經元的平衡更為根本。

最新的 K他命治療他認為是兩面刃,對於那些強烈想自殺的病人,立即的藥物治療是有用的,但是他也憂心病人的「自我」問題,進而去思考「自我是什麼呢?」、「到底是心靈控制大腦?還是大腦控制心靈?」的問題。身為醫師他似乎應該要認為是大腦控制了心靈,這才能合理解釋藥物治療的效力。但是人們是否可接受「物質控制大腦、大腦控制心靈」的想法?他認為對人類最深的思考,並不只是科學的問題、也相關於人文、哲學、甚至宗教。他認為,身為一名醫師,需要更謙卑地來看待精神疾病。

藥物濫用

釋慧敏指出藥物能改變神經傳導物質在腦內的作用,但並非普遍有效、也僅適用急症病患,更無法提供預防。他認為比較重要的還是透過認知訓練、心流經驗、意識控制能力的提昇、身心互動等方式來達到預防治療、改善病症的積極方法來面對精神疾病。他也提到,目前的教育還是多往外求、少往內看,西方主流科學長期缺乏對身心互動的關注。不過,近來國際上已經開始重視這方面的改善,譬如提出新體育計畫,利用運動來養專注力。

Georg Northoff 也再次強調精神病症的主因來自內部與環境的不平衡,因此重點在於恢復平衡。我們可以用藥物也可以用非藥物的方法來做這件事,但重點是獲知運作的機制。腦部機制的重要性就在於能夠讓我們找到準確的方法來解決病症。而一個症狀可能有多種原因,我們必須針對不同的原因提出不同的療法,而非在減輕症狀上做些表面嘗試。這需要綜合多種學科一起進行研究、以協助我們找到機制。

提問:大腦的平衡狀態?

現場一與會者提出一個有趣問題:憂鬱症的腦區中心活動增加是種不平衡,禪定者的腦側區活動增加是否也是一種不平衡?大腦的平衡的狀態又是什麼呢?

Northoff 回應說,目前我們對於平衡的機制為何仍不清楚。譬喻來說,機車能騎多快除了取決於機車本身的引擎好壞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如果環境夠大、夠寬敞,那麼摩托車可以騎快;除此之外,車流量的多寡,也會影響摩托車的速度。大腦狀況也是類似:環境因素與腦部內在因子之間有多種動態平衡模式。研究也發現我們進行思考時有較多的內在平衡活動。在這個過程當中,大腦內部可能會產生許多訊息,多於環境給我們的訊息。

釋慧敏認為,所謂的平衡並不是靜態的維持,而是在極端好或極端壞之間進行調節。教育的精隨就是在教我們如何在無常的環境中取得動態的平衡,是一種動態下的不斷練習。

喚醒微意識植物人

Northoff 提到早期哲學上認為自我是反思自我意識的自我,換言之,人若失去意識則失去自我。但神經科學的臨床研究發現無自我的意識是有可能的。譬如在植物人的研究上,一些植物人雖然缺乏大腦中間的活動,但可觀察到緩慢的變動,而且對於自我相關的問題,大腦是有回應的。

對此哲學上的可能說明是大腦本身對大腦內部無主控權,但在神經活動中是主動的。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大腦和神經如何互動,但是知道這兩者對於大腦活動缺一不可。意識有可能是事件引發活動的高等功能。西方哲學將自我等同於意識的圖像將必須調整,因為從微意識植物人的研究,我們發現意識有可能先於自我。臨床研究使我們發現心物問題可能比較類似東方哲學的觀點。進一步的問題是,那麼微意識植物人為何無法有反應?未來的研究焦點就會放在如何介入靜息的大腦狀態上。可能我們需要給大腦 GABA、或是給氧等等。

藍亭強調說,目前台北地區就有將近千位的植物人,因此進行微意識植物人的研究並不僅僅是為了瞭解大腦,也是為了救人。我們已經發現我們可以跟微意識植物人進行溝通。哲學在這邊扮演了提供理論基礎的角色。他也提到跨領域研究團隊為的就是希望能整合憂鬱症、微意識植物人、藥物治療等有關大腦的研究,而非將這些相關領域分開研究。他相信人文與科學的攜手合作將能使我們破解大腦的活動機制。

  • 1.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 2.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客座教授、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心理衛生研究所心智腦影像暨神經倫理學組主任
  • 3.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 4.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人文學科暨雙和醫院精神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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