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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在「平庸的邪惡」窺視邪惡的平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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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邪惡》

後戲劇劇場研究室-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x 楊景翔演劇團《平庸的邪惡》
史學博士
我是誰?等我想起來再告訴你。(以下空白。) 更多
難度: 
3

天地肇始,混沌蒙昧,

陰陽消長,周流復行。

左男右女,發聲震饋,

昂首拜步,移形變體。

反趨接近,交會於中,

前抑後揚,高低相迭。

萬象叢生,動於陽春,

諸惡更起,藏於闇影。

存在者的獻祭儀式1

上述文字刻意從宇宙觀的角度,去描寫這齣由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聯合臺灣楊景翔演劇團共同創作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以下簡稱本劇)正式演出之前的序幕,按照導演陳恆輝的構想,它被設計為一齣以「邪惡」為主題的「前戲」(foreplay)。2

觀眾在昏暗燈色裡進入劇場就席而坐,首先會見到背景牆上投映著羊兒與羊群的黑白無聲影片。在鏡頭在與羊兒等高的視角裡,牠在大地上呼吸、在牆角休憩。切換至凌空俯瞰的上帝視角下,牠們隔著柵欄移動到另一區牧地,畫面彷若刻漏計裡的流沙,每隻樣貌模糊的羊兒都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塵埃。若說正式上演的戲碼稱為「平庸的邪惡」,則演出「前夕」(before the event)即已表明邪惡的存在與天地同光,它自開天闢地的階段就是世界的一部分,邪惡即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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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筆下的「維特魯威人」。
舞臺上的前戲由香港劇組各一位男、女演員擔綱。他們背對屏幕,面向觀眾,分別站立於兩側,交互陳述(抑或禱誦?)關於「邪惡」意義的肯定句。待時刻一到,二人各自走向舞臺中央交會,形成一幅彷如「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 的圖像,萬物由是生焉,正是表演的開始。

此般將戲劇內容儀式化的表演手法屬於「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c Theater) 形式。它具有非敘事、斷裂、即興等特徵,將戲劇設定在劇場環境及演員的表演上,注視文本之外的戲劇元素,將表演立體化,開拓出劇場表演的豐富可能性。

本劇即是藉由上述形式組成的三幕劇(不含序幕的前戲),演出以美籍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著作發想的表演創作,其中主要根據的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這部作品,它是鄂蘭本人以特派記者身分前往以色列耶路撒冷旁聽納粹分子艾希曼(Adolf Eichmann)接受戰犯審判的報導記錄。

席捲於大地上的平庸之惡

艾希曼是受到納粹高層提拔的黨職官員,他在1934年出席了「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這場會議討論歐洲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確定了納粹德國以系統性、有計畫底種族滅絕作為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具體方向。這項決議在艾希曼的主持下付諸實施,並協調政府各單位部門順利運作,最終導致人數高達 510 至 600 萬的歐洲猶太人遭到大規模屠殺。他在戰後一度被盟軍捕獲,隨即逃脫不知去向,直到 1960 年被以色列情報單位查獲行蹤,並以非法手段從阿根廷帶到耶路撒冷接受訊問與審判。

艾希曼對於檢察官的罪行指控表明他「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生平未曾殺過人,也未與猶太人有深仇大恨,並認為任何居於這項職務的人都會有相同的行為,而自己只是個時運不濟的倒楣傢伙。他詳細交代自己的作為,全盤托出他如何與猶太委員會(Judenrat)交涉,並得到他們的具體合作。這項無可辯駁的事實,帶給公眾莫大震撼。法庭在隔年年底宣布的一審判決中認為他有罪,以死刑論處。經過上訴與駁回後,艾希曼在 1962 年 5 月被處以絞刑。

鄂蘭在 1961 年將她親臨上述法庭審訊現場(使用希伯來語)的見聞寫下來,同時採納了耶路撒冷當局提供給媒體的庭審資料、現場譯員的同步口譯、艾希曼認可的警方訊問紀錄及自白手稿,以及檢方提交的檔案與辯護方的證人口供等第一手文獻。不過,她沒有採用以希伯來語寫成的官方筆錄,並認為「英語及法語版本比較可靠」。經過鄂蘭秉持公正性的研究,猶太委員會在大屠殺事件的角色與重要性被突顯出來,讓「自己人殺自己人」的背叛行為被暴露在公眾面前。她認為艾希曼僅是個服從上級命令的官僚,在他身上體現的是人類的弱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視語言與思考的平庸的惡」。

對邪惡的思考與想像

香港劇組的演出即以上述的歷史背景與哲學思考為基礎,摹擬著鄂蘭本人的視角。首幕情節的發端,由一位平凡女性 Simone 加入智者 Thales 所領導的虛構神秘組織「解 N 會」展開。窮究古今哲理的 Thales設定以「惡」為研究主題,要求成員 Plato、Hegel、Nietzsche 帶領新進會員 Simone 先後進行深入探究。3

表演於是聚焦至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惡行,即上述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事件。劇場在交疊的片段裡凝縮了鄂蘭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法庭現場、大眾輿論的激烈交鋒。演員在舞臺上來回奔走、熱烈躍動,伴隨著大量滔滔不絕的精彩對白,解說字幕也同時飛快底跑過,觀眾必須在跳躍性、儀式性的表演中同步感受與思考,忙不暇底避免漏接劇組所欲傳達出來的訊息。

其中,導演安排將日本奧姆真理教領袖麻原彰晃等惡人連結至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 (Adolf Hitler) 的形象、剪影接連投映在牆上,以人物符號帶出本劇主題,並對其涉及的歷史背景、惡行事件進行標定。4它同時若有似無底提醒在座每一位觀眾,世界上仍然有許多屠殺、大規模死亡與非人道的戰爭罪行仍待人們關注。此類不勝枚舉的種種惡行、醜聞包裹著宣稱合理且合法的主張,仍充盈於你我所在的這個世界。5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屠殺平民、殺害同胞、宗教暨種族仇恨與戰爭罪行並不是極權國家、開發中國家獨有的專利,在已開發、資本發達、民主制度先進的國度依舊屢見不鮮。如果觀眾沒有忘記導演寄望我們能在演出之後啟動對於人類惡行的思考,應該也能從劇作所設定的極權、威權政治意識形態中抽離,去察覺人類惡行的根源在於人性。政治宣傳家、鼓吹戰爭人士口中魅惑群眾的話語,無疑是包裹歷史仇恨與實際利益的層層糖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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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
死亡始終是人類文明中的沉重課題,生命如斯,屠殺亦如之。生與死並不罕見,在歷史書寫中往往變得輕薄與無感,甚至淪落為一長串數字或零星數據圖表。導演認為審判罪犯的法庭彷如劇場,若將此觀點類比到戰後歐洲國際軍事法庭(簡稱紐倫堡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簡稱東京審判7,這些決定罪犯生死的沉重場景將能給予我們煥然一新的感受。因為歷史並不等同於過去發生的完整事實,它是人為的紀錄,有意識的製作與摘編歷史、劇場與法庭都是人為的製作,它們所呈現的真相、情節與正義也是人性的創造。

凍結思考的惡行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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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勝利」明信片圖樣。
艾希曼逃過了 1945 至 1946 年在德國紐倫堡市進行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盟軍選擇這座城市舉行納粹戰犯的最後審判,正是考慮到此地是納粹黨自 1927 年至 1938 年間展開全國黨代會的光榮聖地。在紐倫堡舉辦的納粹黨大型集會,逐漸形成一場盛大的表演,更是一場轟動、神聖的儀式。特別是 1933 年、1934 年這兩場全國黨代會,先後被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拍攝為紀錄片《信仰的勝利》(Der Sieg des Glaubens, 1933) 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 1935),讓後人得以一窺當時納粹黨的媒體宣傳手段。8

身為黨政官僚體系的一份子,納粹黨向社會大眾進行強力宣傳的仇恨觀點無疑被刻進了艾希曼的腦袋裡。對普通人而言,「不去思考」固然危險且可能招致罪惡,但未必每個人都有能力、有餘力思考,更遑論將思考結果付諸行動。當身陷敵營裡的猶太人為了自保,在幾乎沒有選項的極端處境下出賣自己的同胞,豈是他們所願?而我們這些活在幸福世界裡的人們那裡有資格去論斷他們的罪行呢?

當「自己人殺自己人」這七個字以斗大白色字體投射在舞臺牆上直面觀眾席,隱約指向深藏在人性中的背叛,勾連著傳統宗教教義再三批判的罪恣。它不帶任何標點符號,赤裸底陳列,彷彿沒有血色的屍體。何謂「自己人」呢?如何定義並表述「自己人」呢?它是否包括導演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瘖啞男主角在火車上被同胞以兩種母語逼問而出的那一句臺詞?從「不是自己人」變成「自己人」,又被「自己人」懷疑「不是自己人」,說它是時代的悲劇未免有些敷衍,畢竟人性糾葛怎可輕描淡寫?

《悲情城市》 A City of Sadness

依導演的見解,劇場是一面照妖鏡,它將映照出被稱為「自己人」的妖。邪惡、妖魔、自己人,這些屬性純然等同於三位一體的存在。於此挾帶種族、文化、宗教、政治立場、社會階級甚至性別的同朋相屬抑或歧視,是否盡屬人性惡念的表象?該如何看待「不是自己人」的死亡或謀殺?此類惡行應如何以平庸視之?人們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啟動思考?「如何保護自己人」與「排除非自己人」、在困境中掙扎求生,這些複雜問題難道不需要思考嗎?

被撕裂的沉默島嶼

相對香港劇組帶有知性風格的演出手法,導演楊景翔率領的臺灣劇組則以感性見長。移開鄂蘭與艾希曼,劇組於此幕回溯歷史場景,改以發生大屠殺的集中營現場作為開端,沿著男女演員的個人私密記憶交織演繹出各種不同層次的思考片段,暴露傷痕與創痛,以及各種不得言說的話語,向下延伸時間線並移動空間,來到臺灣觀眾較為熟悉的場域。貫穿此幕的全開牛皮紙變化為眾多型態道具,以遮掩、覆蓋、包圍、拘束、槌擊、摺疊、填塞等姿態帶出各種象徵意涵,甚具巧思。

摘自個人的私密記憶,從姓氏及語言切入歷史傷痕,是相當有意思的角度。稍加精確底說,前者是指父祖傳承下來的姓氏,因偶然因素產生錯置。後者則是指每個人自幼耳濡目染的語文環境,或認為是母親使用的語言,在世代之間出現斷裂。只是說,家族姓氏的錯植、故事記憶的失序、隔代對話的失語,全然歸罪於島嶼上白色恐怖、威權體制所增殖橫生的暴虐,從非當事人、受難者後裔的立場上發言,難免顯得聲量微弱且力不從心。在今日的多元移民社會裡,意圖實行單一原則的規範往往存有實踐上的落差,人們的不幸除了來自政治上的壓迫與惡行,也許還有更詭譎的人性之惡猶待我們掘出,例如想像出來的自己人,以及想像出來的敵人。有齣相聲表演的經典臺詞就這麼諷刺過:「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批判、控訴、抗議,這些手段對於深受殘害的平凡人物而言,緩不濟急且無濟於事。當劇組演員身著正裝面向在座觀眾,他們化身成為大眾的一份子,被迫沉默並選擇順從,彷如螻蟻般底過活,空洞的眼神對一切物換星移的事物視而不見,不得不放棄思考與反抗才能與劇烈變遷的世界相偕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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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版「超級大國民」電影海報。
他們身心的時空從此與世界錯開,停滯並監禁在創傷發生的彼時彼方。對照導演萬仁電影《超級大國民》裡的男主角尚且能夠從獄中走出,面對過去的加害者,展開療傷和解之旅,最後還能給死去的朋友舉行弔祭,縱然無奈,仍差可告慰倖存者失去的青春與努力爭取得來的自由與民主。但願我們也能擁有此般胸襟,而非將滿腔仇恨與敵意一代一代傳遞下去。

結語:誰的遊戲?誰在玩遊戲?

戲劇尾聲,晦澀與模糊的提示在表演藝術對惡的呈現下,最後復歸於遊戲。不得不說,這項安排見仁見智。以唾手可得的遊戲去消弭現實中的痛楚與傷害,有意無意底創造新的熱烈歡笑,是當代人們在這個資本流竄與消費主義時代面對困苦生活的氾濫儀式。然而,難道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嗎?

演員扮演熱衷遊戲的人們,站立於此時此地的舞臺上,在輸贏之間接受不屬於自己的語言,以庸常儀式綻放那潛藏於內心深處的惡之華,無休止底爭奪權力與話語權。藉著團體遊戲對過去兩小時內壓縮的種種迷思進行除魅,確實令人舒緩緊張感,並接受情緒上的轉移與安頓。但它畢竟失了根,掩藏在絢爛精彩底下的本體,是在記憶斷裂與歷史錯置的日常世界裡載浮載沉,宛若浪奔浪落所激起的朵朵泡沫花。

生存與死亡並非兒戲,即使以博弈視之,將屠殺與審判的重現與反思以遊戲來作結,難保不會招致意外的理解。漢娜.鄂蘭為了導正審判的公正與控訴的精確,甘冒不諱與群眾為敵,捨棄旁觀紀實的角色與立場,以實際行動參與了廣義上的審判,連同過去與海德格 (M. Heidegger) 的交往與情誼一併遭受世人檢視,最終招致「自己人」施予的終極絕罰:永遠不承認她的猶太人血統。

身為一名從事哲學研究的工作者,鄂蘭在人性中追求光明面,否拒了理所當然的哲學家身分,這意味她的言行都是基於自己身為人類的立場,而非出於個人視角與職業需要的倫理道德。若我們將焦點對向庭上被告,躲在防彈玻璃背後的艾希曼即使旁觀了他人的生死,卻在戰敗之後對自己的生命加以呵護,他思考該如何脫罪、怎樣才能活下去,以求免除眼下降臨在人生中的最大災厄,這副垂死掙扎姿態倒也讓他看來活得像是個不凡的凡人。

試問一旦抽離人性,如何彰顯與之共生、相終始的惡?依憑受難者的血淚創傷與無言控訴形成的傾斜敘事,是否足以如實底摹擬邪惡的成色與份量?借用近期當紅劇集的名稱來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一點都不遠。導演與劇組根據鄂蘭筆下深沉嚴肅、饒富哲思的著作創生本劇,著實令筆者感到雀躍與感動,亦盼望日後再次欣賞如此發人深省的歷史與哲學劇作。筆者以為,倘若上述這些描繪人物個性與決斷立場的片段,能在未來同樣採取後戲劇劇場形式的作品中呈現——類似本劇中以儀式手法從牢籠去表現深陷外遇戀情的鄂蘭,從情感上牽引觀眾進入戲劇中,應該更能喚來觀眾的共鳴吧。

  • 1. 拙文由鄭凱元安然夏逸平諸位審查並提供寶貴建議,謹於此表示由衷謝忱。
  • 2. 「後戲劇劇場研究室」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撥款資助,本作品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意見、觀點、結論與建議。
  • 3. 「解 N 會」的 N 字即意味納粹 (Nazi),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縮寫為 NSDAP)的簡稱。另外,Thales、Plato、Hegel、Nietzsche 以及 Simone 皆為哲學家的姓氏或名字,即泰利斯柏拉圖黑格爾尼采西蒙.波娃
  • 4. 導演設定的惡行範疇,是從麻原彰晃、血腥瑪麗卡利古拉查爾斯.曼森伊迪.阿敏開膛手傑克薩德侯爵拉斯普丁,最後才連結到希特勒。這個序列不具有時間性,無先後關係。易言之,麻原彰晃與希特勒主導的事件分占本劇惡行光譜的兩端,也許近似邊緣與核心的概念。
  • 5. 在此稍加回顧,諸如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日軍南京大屠殺、美軍在韓戰以及在越戰中屠殺平民等事件,晚近更有盧安達大屠殺、歐美宗教及種族仇恨與校園槍擊事件、緬甸羅興亞人遭政府軍驅逐與屠殺等等。
  • 6. 戰爭不僅是人類的發明,而且它早已就被視為是一門深奧巧妙的藝術,也在晚近時代形成為一門橫跨各種技術面的科學。它的進步與人類的智識、物質水平成正比,同時帶來深遠且不可逆的破壞與傷害。它就是人類文明開化的另一個面向,誰能說它不是惡呢?孟子曾說:「《春秋》無義戰」,這些留存在歷史中的戰爭從來沒有正義可言。在人類的歷史中,從不少見自相殘殺、同類相伐的種種紀錄,信手拈來每部史籍從未少過暴君或劊子手,彷彿故事沒有惡人便索然無味。可是,世間事物是否確然善惡分明、涇渭殊途?惡人必然為非作歹,善人唯諾不求果報,豈是如此?實際的情況並非自己人互相殘殺,現象的本質是人類自相殘殺。充斥戰爭的上個世紀看起來也許遠去,野蠻與殘忍其實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所謂屠殺,所謂滅絕,反映著人類生存的本質與終極願望。
  • 7. 這場追究戰犯、肅清軍國主義餘毒、伸張國際正義的世紀審訊,歷來始終存有刻意迴避日皇裕仁戰爭責任、審判不公正的諸多異議。美、日二國政府各自為了利用魁儡天皇去統治戰後日本,以及保存「國體」、協助最高統帥脫罪等目的,上演了儼然是遠比艾希曼身處的耶路撒冷法庭更為戲劇化的人性劇場。高明卓越的政治判斷,往往在這個時刻以另一種(也是平庸的?)邪惡去凌駕當前平庸的邪惡。
  • 8. 在這些配上悠揚樂曲的影片中,希特勒及各個輪番上台的演說者,將自己熱切激昂的情緒訴諸黨員,喚起戰敗悲情、頌揚傳說英雄、宣傳理念並擘劃遠大的理想未來,種種宣傳手段不也跟時下某些政治組織的造勢集會有極其微妙的神似之處?尤其納粹掌權後,擴大驅逐、肅清猶太人並沒收其產業的政策,在彼時彼刻,是否為「自己人」往往有明確的答案,罕有「自己人殺自己人」的疑惑與矛盾,因為被煽動的群眾已認為那是正義與公理的伸張。納粹宣稱,不屬於優等民族 (Die Herrenrasse) 者,皆應加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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