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篇〈公民哲學之對話中國（四）非民主國度〉。本文為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鄧育仁研究員所寫〈公民哲學之對話中國〉，緣於文長，分多篇文章刊出。
第 2、3、4 節分別論及的領土正當性問題、人權適度範圍問題，以及民主小國特殊情境未能特殊處理的問題，都跟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論述中的全境預設有關。容許我再說一次全境預設：原初位置設計裡的國度是全境封閉的，你和我，都只因出生來到這個國度，成為這個國度的成員，也都只因死亡離開這個國度。這個預設，在第一原初位置裡，有其合宜可取之處：它適度地把論述焦點投射到國度境內基本制度上。然而，當羅爾斯讓全境預設也約束或影響第二原初位置上的思考時，領土正當性問題被低估，人權適度範圍問題捲入論述設計的瑕疵和權宜之計的疑慮，而民主小國特殊情境未能特殊處理的問題成為民主大國的視角盲點。
以臺灣為樣本的民主小國，之所以成為艱難國度，其中牽涉種種歷史與地緣政治因素。不過，如果就萬民法思考模式來抓出一個最關鍵性的因素，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八二憲法序言宣稱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1
並以外交阻截的手段、針對性的軍事部署，以及公開性的武力威脅，否定臺灣既成國土占領的國際現實性，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1949 年建國以來從未占領也未治理過臺灣。本文就以領土正當性問題為主導，以萬民法作為在美國主導下國際秩序的理想敘事，以臺灣作為萬民法全球治理下陷入艱難情境的民主小國，思考如何在「立足臺灣，正視中國」中，提出合宜的價值論述。以下分三步驟展開此正視中國的論述：（1）全境預設約束下的國度觀點、（2）共黨中國的國際主義，以及（3）立足臺灣，對話中國。
論述展開前，需要先註明的是：以下的模式思考，直接牽涉美臺中的情勢，為求行文簡明，時而直接用「美國」、「臺灣」、「中國」來表示模式思考裡相應的國度情境。實際情境裡的美國、臺灣和中國所涉及的情境複雜度，遠遠超過以下模式思考價值論述裡的國度與國際觀點。本文的模式思考，不是為了去掌握情境的複雜度及其細節，而是為了在價值論述上建立起一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具全局觀的「立足臺灣，對話中國」的初步模式。
前面提到，當羅爾斯讓全境預設也約束或影響第二原初位置上的思考時，領土正當性問題被低估，人權適度範圍問題捲入論述設計的瑕疵和權宜之計的疑慮，而民主小國特殊情境未能特殊處理的問題成為民主大國的視角盲點。假設經由前述的說明，領土正當性問題不再被低估，人權適度範圍改以國際人權來定位，因此排除論述設計的瑕疵和權宜之計的疑慮，而民主小國特殊情境問題已經落在民主大國視野範圍內，也就是說，假設這些瑕疵和缺失都已經適度排除，我們問：全境預設能不能繼續適用來思考萬民法下民主國度的外交原則？本文的回答是：不盡適合。讓我們先試著在排除瑕疵和缺失後接續全境預設下的推演，並由此推演展示其不盡適合的關鍵所在。
如前所述，由第一原初位置登上第二原初位置的「你和我」，是民主國度的公民，這表示只有民主國度才有參與訂立萬民法的資格，而且，萬民法的起點，是規範民主國度之間基本秩序的原則。嚴格來講，在全境預設下，國度與國度之間的關聯性可略而不提，彼此還沒有誰承認誰、誰不承認誰的問題。這裡只有誰在第一原初位置完成民主國度境內基本秩序規範性設想之後登上第二原初位置，因此，只有民主國度參與訂立萬民法，因此，來自民主小國的「你和我」，自然也在登上第二原初位置之列，而「你和我」所代表的民主小國，自然也在訂立萬民法的民主國度之列。因此，在全境預設下進行萬民法的模式思考，即使非民主國度不承認特定民主小國的國度地位，這種不承認，根本不算數。
在確立萬民法後，如果發現有非民主國度以外交阻截的手段、針對性的軍事部署、公開性的武力威脅，以及自我宣示的神聖性，否定特定民主小國的國度地位，那麼，根據萬民法，該非民主國度所展現的國際行為，是不法之國的行為特點，是要被民主國度（及其聯合的善治國度）譴責的。如果該非民主國度仍不知自我約束，那麼它是逐漸把自己定位在萬民法下國際秩序裡的不法之國，是要被民主國度（及其聯合的善治國度）防範、圍堵乃至制裁的。這種防範、圍堵與制裁，本來就是民主國度基於萬民法聯合善治國度進行全球治理時，應有且宜有的作為。
領土正當性三步曲第二步是「設立國界分土而治的必要性有其正當性」，這是一種在接受國際現實性下「設立國界分土而治」框架的必要性有其正當性的原則性宣示。「框架」點明了尚未明訂誰的國土，也尚未明訂哪條國界，而「原則性宣示」則表明了此框架是必要的，並且此必要性有其正當性，不過尚未明訂誰在此框架內，誰的國土占領享有此框架必要性的正當性。領土正當性三步曲第二步其實就是為第三步「特定國度治理國土的權限」做好鋪墊的工作。第一步「接受國度既成國土占領的國際現實性」，確定了實際上誰在此框架內。這意味著建立適當的軍備與武裝力量，包括國度與國度聯合在一起集體安全防衛的建置，以維持國度在此必要框架內的國際現實性，是國度在面對當今戰爭與和平的國際現實裡必要的選擇。第三步則是要來驗證在此必要框架裡的特定國度，如何實際取得國土占領必要性的正當性。
領土正當性三步曲第三步要看在地住民的認可、民主或善治國度的制度建置，以及善盡國際人道救援以及援助困難社會等等的國際義務。在地居民的認可，以及民主或善治國度的制度建置，此二者，是國度境內良善治理或民主治理的要求。國際人道救援則是針對國際人權遭到嚴重侵害的民眾展開救援的跨國行動。這意味著，侵害國際人權的國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折損它在國土治理上的權限了。換句話說，侵犯國際人權的國度，其領土正當性是有問題的。這相當於說，不法之國的領土正當性是有問題的。
對困難社會的援助，則是在接受其國土占領的國際現實性以及不去否定其領土正當性的基礎上，協助它們建置起碼的民主或善治國度的制度。怎樣才算「起碼的」民主或善治國度的制度，可再商榷，不過，原則上對困難社會的援助，要止於這樣的起碼的制度建置。過度的援助，恐怕會損及困難社會未來自由獨立的自治基礎，包括在地成長出來的制度特色，以及由此所能成就的政治文化。至於在地住民認可的善治國度和民主國度，是在善盡國際人道救援以及援助困難社會等國際義務的條件下，才在領土正當性三步曲第三步中取得國土占領必要性的正當性。這意味著在萬民法下，沒有任何國度的國土占領，本就具有正當性。要在萬民法下具有正當性，國度除了要善盡國度境內的治理權限，還要善盡萬民法下的國際義務。
羅爾斯沒有從領土正當性來證成，而是從人權來要求，民主國度對國際人道救援和困難社會援助的責任。然而，如果由本文提出的領土正當性來要求，民主國度對國際人道救援和困難社會援助所要負起的，就不只是一種基於人權的責任，而是國度要實際取得國土占領必要性的正當性就必須善盡的義務。沒有善盡這種義務，國度的國土占領，就只是國土占領，那樣的國度沒有權利宣示它的邊境控制、國境管轄及境內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具有正當性。接受那樣國度的國土占領，是基於戰爭與和平的考量，而在領土正當性三步曲的第一步，接受了該國度國土占領的國際現實性。這樣的領土正當性要求，從一開始，就是從全球視野出發，在戰爭與和平的歷史經驗與考量中，在「設立國界分土而治」框架的必要性有其正當性的理想與務實的結合裡，對所有國度必須善盡國際義務才能實際取得領土正當性的要求。
一旦我們由全球視野檢視領土正當性三步曲，你和我，在此時此地全球高度連結的時代裡，站上第二原初位置，可以更清楚看到，民主國度除了要善盡國際人道救援和對困難社會的援助，還要正視並妥善應對艱難國度的處境，而且，你和我，還可以看到，在全境預設下民主大國所看不到或不必去看的國度與國度之間高度相互影響的後果。以下，我們就藉由共黨中國的國際視角，來看看全境預設下萬民法模式思考裡民主大國看不到或不必去看的後果究竟是什麼，接著再接續討論民主國度宜如何應對艱難國度的處境。
在全境預設下，國度境內治理的良窳，高度掌握在國度自己手上，而一個國度能否成為一個良序的民主或善治國度，主要取決於其政社經制度的建置以及公民文化的普及與成熟度。在良序制度與公民文化的基礎上，國度可以再透過國際合作，進一步改善國計民生。容本文藉由國際經濟學比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想法，來演繹這種全境預設下萬民法模式思考裡的國際合作。2
國度在國際經貿裡的比較利益表現在：該國度選擇生產什麼東西以及付出什麼機會成本。要先註明的是，以下說的國度合作，是透過建立國際自由市場，讓民間企業從事國際貿易的合作，不是由政府控制企業、介入市場的操作。為求簡明，讓我們想像一種科技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的研發、設計與生產。假設甲國度勞動力頗昂貴，但經營、設計及科技等高階人才充沛，而乙國度缺乏這類高階人才，但擁有充沛的非技術勞動力。那麼，甲國度可以善用它充沛的高階人才，投入產品研發、設計以及尖端關鍵組件的生產，乙國度則可善用它充沛的非技術勞動力，投入低端組件的生產以及最終產品的組裝。如此合作，兩國可以生產出來更多且更具價格競爭力的科技產品，而且，甲國度和乙國度都可以獲得比起不合作下各做各的更高的盈餘。再假設，丙國度也擁有充沛的勞動力，但卻大都缺乏基本的教育訓練。不過，丙國度擁有適合養殖水產（例如養蝦）的氣候與水源優勢。丙國度可以選擇把更多的資源與勞動力投放到水產養殖，並從甲國度和乙國度換取科技產品。甲國度和乙國度獲得價廉物美的水產生鮮，丙國度則獲得比起只靠自己去生產的情況下更多且更好用的科技產品。
甲乙丙三國都在這種國際合作裡獲益。然而，它們又各自付出什麼機會成本呢？也就是說：它們在選擇生產什麼的同時，就不能選擇再做什麼了呢？甲國度在尖端科技產業獲得國際市場支撐並加乘發展的同時，資源幾乎不再投入低端科技產業，後果是非技術勞動力失去競爭力，低端科技產業陸續外移。乙國度在非技術勞動力規模擴大的同時，在尖端科技產品的研發、經營與設計方面，更難以獲得市場支撐與資源投入。丙國度在依靠養殖產業改善民眾生活的同時，高度依賴甲乙兩國的科技產品，以致境內工業更難獲得資源投入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國度，都會從互利互惠的角度，看待上述比較利益設想下的國際合作。以共黨中國為藍本來設想的國度，由於其社會主義制度及社會主義思想的特色，這樣國度的領導人，更可能把國際貿易自由市場裡的比較利益，看作是先進大國壓迫後進國度的一種方式。讓我們以上述的模式思考為準，再進一步推演。甲國度從乙國度獲得大量低價的勞動力去生產低端組件並組裝產品。比較利益的操作，令乙國度落入非技術勞動力規模擴大的「優勢」陷阱。展開來進一步說，甲國度利用比較利益的市場操作，維持自己先進科技的優勢，並令乙國度在分享利益的同時，持續擴大自己在非技術勞動力的規模優勢。然而，這個優勢，也是陷阱，它讓乙國度在分享得到比起過往更多的經濟利益當中，形成一種條件制約的態勢，令乙國度的公司與廠商，更願意從比較利益的考量中尋找自己的獲利空間，而沒有意願，或沒有餘力，去從事需要長期投入且高風險的尖端科技產品的研發、設計與市場競爭，也因此同步使乙國度的勞動階級鎖定在相對於甲國度來說低端薪資的位置。如果乙國度想要從後進位置，大步向前，成為尖端科技的先進國度，那麼，乙國度顯然不能只就境內治理來因應，而必須從國度與國度高度相互影響的國際視野，衡酌因應。3
在承襲馬克思思想的社會主義者眼中，上述甲國度比較利益的學說與操作，還是一種跨越國度剝削勞工並同時遮蔽此剝削事實的手段。甲國度比較利益的操作，使得自己國度內非技術勞工陷入失業或貧困的狀態，把乙國度的勞動階級鎖定在相對低薪位置，並讓丙國度的勞動力大幅投入水產養殖，供應甲國度價廉物美的水產品。而比較利益的學說，則以嚴謹的學理，豐富的案例，說明自由市場自然形成的比較利益的資源配置，如何讓每個國度，在互利互惠的國際合作裡，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不過，比較利益的制度及其學理說明，遮蔽了在國度與國度相互影響下各國勞動階級所遭遇的剝削實情，而且，更可怕的是，還令後進國度的民眾心甘情願甚至爭相加入被如此剝削。4
除了優勢陷阱、勞動剝削和遮蔽手段外，更令社會主義國度憂慮的是，尖端科技產品的市場優勢意味著尖端軍事科技的軍力優勢。想要成為「富強」的國度，尖端科技的市場優勢與軍力優勢，不僅是不可或缺，更是高度相互連帶在一起的，而且，這種連帶，不能只就國度境內治理來實現，更必須從國度與國度相互影響的國際視野，撥開比較利益的迷霧，找出真正的切入點，以國度的政治意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國度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在「你和我」此時此地的國際現實裡，共黨中國的強國夢表現在：掙脫美國主導下全球供應鏈的枷鎖，並以黨國意志，搭配政治及財政金融手段，調控市場，控制企業，重整紅色供應鏈，佈局一帶一路，並在嘗試提高國內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中，促進民間消費，建構起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同時加快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建立以核威脅為後盾的強大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以及軍民兩用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共黨中國「富強」的大國想望，背後還有一種想要自己站起來和走自己道路的願望，以及不要在別國框束下被「和平演變」以致不再能維繫黨政體制的戒懼心態。這種心態反映在憲法序言裡：
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不願被綑綁在美國主導下自由市場比較利益的國際秩序，並試圖打造新型大國關係的正義鬥爭的黨國意志，也反映在憲法序言裡：
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待續）
